亚里士多德和儒家治国主张

亚里士多德和孔子是中西方最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他们所阐发的治国思想，在中西方政治思想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不仅对古代中西方各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而且对当代中西方各国依然具有极其重大的作用。由于二者的理想政治的观点不同，所以治国思想也有极大的差异，亚里士多德重视法律和法制思想，主张法治，而孔子则主张德治。

亚里士多德是明确提出和阐述法治思想的第一人，他认为要建立和维护共和政体的稳定，防止革命的发生，有两个重要的方法：一是教育，一是法治。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是最优良的统治形式。他把法治和人治观点进行了对比，并明确表示法治优于人治。

首先，他认为，人是感情动物，易于感情用事，往往会导向偏见和腐化，而“法律恰正是全没有感情的”，它不会凭感情用事，也不会走偏私，具有一种人治不能为的“公正性质”，指出法治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理性之治。其次，法律是众人之治，众人的意见比一个人或少数人更具有正确性，众人的智慧总是优于一人的智慧，众人的裁断总比任何个人的裁断要好些。他说：“单独一人就容易因为愤懑或其他任何相似的感情而失去平衡，终致损伤了他的判断力，但全体人民总不会同时发怒，同时错断。”另外，实行法治是制约权力的需要，他认为，执政者实行合法统治，乃是法治的内在精神，如果把全城邦的权力寄托于任何一个人或一个政治团体，都是不符合正义的，某个政治机构的权力过大也会有损于城邦生活。为了限制权力，亚里士多德认为应该将权力适当分解为行政职能、审判职能、议事职能。

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之法必须是良法。他认为，法律是正义的体现，遵从法律便是遵从正义，所以，衡量法律良恶与否的标准是看它是否符合正义。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的根本在于法律至上。他说：“政治机制的运行以法律为最高原则，并为法律所制约。”“法律理应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而各种官员只需对个别的特例进行裁决。” 亚里士多德充分肯定了“法律至上”的重要性，公民恪守法律，法律至上，才能实行法治。

孔子则主张德治，其特点是“为政以德”，把伦理道德当作是治国之根本。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这种治国的主张从道德的自我“修身”开始，到“齐家”，再到“平天下”。就是把一种完美的德性，通过人的自觉和自我完善逐步推广到民众，造就出理想的社会。

孔子认为，要用道德来取消刑罚，即以德去刑，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在这里，孔子把政与德对立起来，把刑与礼对立起来，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孔子的以德去刑的思想还表现在孔子反对“为政用杀”，季康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孔子认为，执政者不能靠刑杀来维持自己的统治，相反，只要统治者追求善德，人民也会跟着效法，只要人民的道德提高了，也就没有人犯罪了。可见孔子认为治国刑杀无用，道德有用，孔子说：“善人为邦百年，亦可胜残去杀矣。”所谓善人胜残去杀，就是以德去刑，因为善人为邦必以德治国。

可见，亚里士多德强调法律，主张法治，孔子强调道德，主张德治。但是，应该看到，亚里士多德重视法治，但他对道德也很重视，正义和美德一直是他热心讨论的话题，他也特别强调良好城邦的条件之一是能促进公民的道德，而良好城邦的公民也应该是“以道德优良的生活为宗旨而既能治理又乐于受治的人们”，因此，在法律和道德的关系上，亚里士多德将道德寓于法律之中，法律即体现了道德；孔子和亚里士多德不同，孔子将法律寓于道德之中，道德即体现了法律，因此孔子主张以德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