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学国学和学习误区

为什么要学国学?

　　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

　　中国到2018年才会好起来。

　　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是中国进入全面小康的时代。

　　我们要为它准备。

　　中国人现在最需要的，是民族魂，是全中华民族的统一思想，是13亿中国人都能接受的、切实可行的口号。

　　我们是未来的主人。

　　我们要在未来的大蛋糕上切一块。

　　这是我们学习的缘由。

　　但我们在学习中，有很多误区。

　　第一个误区，我们要向西方学习。

　　对中国人最适合的是中国文化。

　　西方文化适合西方人，我们是学不来的。

　　历史上所有冲突都是文明的冲突。

　　历史证明，我们如饥似渴地向西方学习，虔诚地拜他们为师，但结果永远是先生侵略学生，永远是先生欺负学生。

　　西方文化自顾不暇，更无从救中国。

　　只有中国文化才能救中国。只有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近一百年来，中华民族的所有成功，都是中国文化的胜利。

　　最民族的也就是最国际的。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需要了解西方文化，这是文明冲突的需要。

　　第二个误区，民族复兴就是读经、穿汉服、恢复礼教、弹古筝箜篌，……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文化的复兴。复兴不是复旧，复兴不是复辟。

　　中国文化是世界上现存的的最古老的文化。

　　现存的、活生生的、而又最古老的，就是最有生命力的。

　　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沉积。炎黄子孙片刻都不能离开。

　　第三个误区，三皇五帝是个人。

　　先秦古籍不是如是说。

　　说到华夏祖先，公认盘古开天地和三皇五帝。 许多人认为三皇五帝是八个领袖人物，其实我们的历史不是这样讲的。

　　根据《庄子》、《纲鉴易知录》的说法，有巢氏、燧人氏、知生氏为三皇。《太平广记·老子》则称天、地、人为上三皇，而有巢、燧人、知生为下三皇。既然叫“氏”，就不是人名，而是氏族名。三皇就是有巢解决住、燧人解决吃、知生开始生产的三个历史时代。

　　五帝也不是五个人，而是以五行为代表的周期：伏羲（木）、神农（火）、黄帝（土）、少昊（hào，音浩）（金）、颛顼（zhüanxü，音砖须）（水）；喾（kù，音酷，喾是其繁体）（木）、尧（火）、舜（土）、禹（金）、启。其中对中国文化进程影响比较大的，是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这是一个由口耳相传到有文字纪年的过程。

　　伏羲氏进行畜牧、神农氏确立农业。伏羲、神农，没有氏的时候是人，冠以氏则应视为一个长达一个历史时期的占统治地位的氏族。

　　伏羲又叫庖羲，可见从物质上讲，伏羲文化的特点仍是厨房文化，是建立在新兴的畜牧业基础上时代的厨房文化。伏羲画卦结字，表明我们的先民在有物质生产的同时，也就有了精神的生产。

　　《纲鉴易知录》说神农“传八世”。提拔黄帝的和被黄帝替代的，是两个不同的“神农”。

　　黄帝之后，就不再冠以氏，也就是说，不再是氏族，而是个人了。

　　到了唐尧，我们就有连续的甲子纪年的记录了。《纲鉴易知录》认为，“甲辰，唐帝尧元载”。我们用甲子纪年推算上去，这个甲辰是公元前2357年。从天象记载推算，唐尧据今4500年。这个甲辰推算大致是不错的。

　　第四个误区，诸子百家只能争鸣不能兼容。

　　《汉书》不是如是说。

　　《庄子·天下》虽有“百家之学”之说，但“百”并非实际数目，不过是形容家数之多而已。

　　诸子百家，到汉代才有明确定义。 《汉书·艺文志》认为，并非百家，“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十家即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家。究其实，诸子十家都是国家各部门管理经验的总结。

　　《汉书·艺文志》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指出道家纯系历史史实的记录，是“君人南面之术”。这里的“南面之术”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管理学。而“君人”即可作动词翻译为“行政”，也可作名词翻译成“最高领导”。因此道家学说就是最高领导的管理之道。《汉书·艺文志》道家名下，有黄帝、伊尹、辛甲、太公、老子、鬻子、文子、关尹子、庄子、列子、孙子、田子、鹗冠子等。

　　道家之外的其余诸家则是各管理部门的经验总结，不是个人闭门造车苦思冥想出来的，而是政府各部门的管理之道。《汉书·艺文志》认为，以孔、孟、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出于司徒之官，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阳阳明教化”；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名家，出于礼官，根据名位不同，确立礼数；墨家，出于清庙之守，主持宗祀，选士上贤，处理民事，推行兼爱，不别亲疏；纵横家，出于行人之官，“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阴阳家，出于羲和之官，研究天文、律历、地理，术数、谶纬、象数、占验、卜筮，“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农家，“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伊尹说》、《天乙》、《黄帝说》、《封禅方说》、《百家》为代表的小说家，出于稗官，记载“街谈巷语、道听途说”；《鹗冠子》、《淮南子》、《吕氏春秋》等杂家，“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总之，诸家都是国家各部门管理经验的总结，无非都是“南面之术”（即管理之术）的实际应用。由于道家出于史官，需要记载全国乃至各部门的活动，所以也可以说诸子不过是各部门“史官”对本部门的史实记载与归纳总结，因此诸子也可以说都由道家蜕化而来，实为道家之别派。

　　当然，从艺文而言，除了易、书、诗、乐、礼、春秋六艺，以及上述九家管理之道，还有诗赋、兵家、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数术、经方（中医）、房中、神仙、方技等，但后者一般认为是术。《汉书·艺文志》认为，诗赋，“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兵家（包括兵权谋，兵形势，阴阳，兵技巧）者，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历谱者，序四时之位，正分至之节，会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杀生之实”；“五行者，五常之形气”；“蓍龟者，圣人之所用”；“杂占者，纪百事之象，候善恶之征”；“形法者，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辩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及失其宜者，以热益热，以寒增寒，精气内伤，不见于外，是所独失也”；“房中者，情性之极，至道之际，是以圣王制外乐以禁内情，而为之节文”；“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其外者也。聊以荡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无怵惕于胸中。然而或者专以为务，则诞欺怪迂之文弥以益多，非圣王之所以教也”；“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鹊、秦和，盖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汉兴有仓公。今其技术晻昧”。

　　对于诸子，司马迁独赞道家，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尝窃观阴阳之术大详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摘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直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