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运动的分歧与分裂

女权即是女人的做人之权，女权与人权这样自然的亲近关系，让女权早中期拥抱于民权（人权）的理论和运动的结盟。 但随着全球妇女解放过程中女性组织一再重组，她们在民权（人权）运动社群中发现女性被忽视和噤声甚至被压抑和排斥的失望、找不到渴求的“接受、平等、爱与友谊”，甚至总是遇到男性的敌意，有时甚至激起暴力冲突 ，使得女权与民权（人权）运动分道扬镳，进而分裂，形成全新和完全独立的一种促进性阶层平等，而创立和发起的社会理论与政治运动，寻求女性的独立自主与政治声音。这一波波分歧与分裂，对当时的女权主义者引导后续妇女解放运动的运程起到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和革造。 早期社会运动

美国南北战争之前，西方女权先驱苏珊·安东尼组织她的姐妹们在反奴隶制和禁酒运动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1836年，当时16岁的苏珊收集了两箱反对奴隶制的请愿书，回应众议院颁布的禁止这种请愿的缄口令。1849年，当时29岁的她成了“禁酒之女”的秘书，这给了她一个公开发表言论反对滥用酒的机会，并且成为安东尼为公众瞩目的开始。

1850年末，安东尼等在纽约论坛报上读了一篇关于第一次在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开的全国妇女权利大会的详细描述，哈瑞斯·格里历用欣赏的笔触描写了露西·斯通最后的演讲。斯通的话促使安东尼献身于女权运动。1852年夏天，安东尼在塞内卡瀑布见到了格里历和斯通。

1851年，塞涅卡瀑布的大街上，安东尼和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的一个共同的熟人给安东尼介绍了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以及其她女权主义者阿梅莉亚·布鲁姆。1851年安东尼因为她的性别被拒绝进入之前的学会，她跟斯坦顿在美国组织了第一个妇女州级禁酒协会。在那之后，斯坦顿和安东尼一直是亲密的朋友和同事，但是斯坦顿渴望一个更广泛、更激进的女权平台。她们俩在一起横贯美国发表演讲，试图说服政府，社会应该平等对待男性和女性。

1852年9月，安东尼被邀请在纽约举行的第三届国家妇女权益年度会议上讲话，她和马提达·约瑟琳·盖奇都是第一次在这种会议上发言。 安东尼作为一个维护女性权益有力量的支持者和激励的声音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她参加了后续的所有妇女权益会议，并且在1858年成为了这个组织的主席。

1856年，安东尼被一位废奴主义者——艾比·凯利·福斯特——招募，成为威廉·劳埃德·加里森美国反奴隶制协会在纽约支部的一个代理人的时候，还试图了统一非裔美国人和妇女权利运动。1859年5月12日，安东尼在第九届全国妇女权利大会发言的时候，安东尼问：“在我们的《独立宣言》下，撒克逊人怎么能得到剥夺妇女和黑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权利平等联盟

美国权利平等联盟建立于1866年5月10日，当时正值第十一次国家女性权利大会。在1867年，美国权利平等联盟遇到了第一次挑战，那年，堪萨斯州——一个共和党州——全名公投否决了两个议案，分别是给予黑人和女性投票的权利。在堪萨斯运动期间，组织的建立者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和苏珊·安东尼接受了来自著名种族主义者、疏远的废奴主义者成员们和美国权利平等联盟主席卢克丽霞·莫特的帮助。

1869年，长年的朋友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和苏珊·安东尼第一次发现他们在辩论的对立面，美国权利平等联盟原本是为了黑人和女性投票权利而奋斗的，但却投票给了第十五条美国宪法修正案——给予黑人男性投票权，而没有给予女性投票权。 安东尼质问，当黑人男性不再继续支持女性投票权的时候，女性为什么要支持那条修正案。 一定程度上由于美国权利平等联盟做出了这个决定，在那之后不久，安东尼就几乎专一地献身于女性维权运动。

全国选举权组织

1869年，安东尼和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创立了一个致力于争取妇女选举权的组织——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NWSA）。安东尼坚持让斯坦顿尽可能久地担任协会主席。安东尼则一直担任首席（总）副主席，直到1892年她当选协会主席。

在协会创办之初的几年时间里，安东尼以扩大妇女参政权的理由多次尝试联合参与了劳工运动的妇女，但收效甚微。她和斯坦顿作为代表参加了1868年全国总工会举行的大会。然而，安东尼无意间偏离了劳工运动，不仅仅因为中产阶级妇女对于选举权的需求比工人阶级妇女的要大，更因为她当时公开鼓励妇女通过投身印刷业来实现自己的经济独立。然而，当时印刷业的男工人都在罢工。于是，不久安东尼就因为这些争议的而被全国总工会开除。

1890年2月，安东尼策划并实现了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NWSA）和由露西·斯通担任会长、持更温和态度的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AWSA）的合并，并创立了全美妇女选举权协会（NAWSA）。由于安东尼敬佩安娜·霍华德·肖，这次合并得以部分实现。安娜在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中任职，并且是一个很好的演讲者。在这次有争议的合并之前，安东尼就创建了一个特殊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执行委员会，而她创建这个委员会的目的就是为了在是否和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合并这个问题上进行投票，尽管利用委员会进行投票而不是全体成员投票有悖于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的宪章。让全体成员通过信件投票这一提也议遭到了安东尼和她的支持者们的强烈反对，并且委员会几乎都由支持合并的成员组成（两名投了反对票的成员被随即要求辞职）。

安东尼期望同温和派女权主义者的联盟使她和像斯坦顿这样的激进派女权主义者的关系长期持续紧张。斯坦顿公开批评安东尼的立场，并写到安东尼和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会长露西·斯通：“仅仅看到了选举权。她们并没有看到妇女在宗教和社会等方面受到的束缚与不公。” 安东尼则这样回应斯坦顿：“我们有超过1万名妇女成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因此我们只有将她们对于其它问题的想法和偏见放在一边，才能把她们团结起来去争取投票的资格。” 多萝西·海特，黑人女权先驱和民权教母 ，这位“沉默的马丁·路德·金”提醒人们，社会运动应有自省能力，对自身的谬误和偏见须有随时的警惕和反思。

一位黑人女士———多萝西·海特———站在马丁·路德·金的旁边，仅一臂之遥。那是1963年8月，当时，数十万示威者在华盛顿纪念碑前，聆听金和其他黑人领袖的演讲。在讲台上，作为这次活动重要组织者的海特却没有发言。她的沉默，使历史编纂者们忽略了她的存在。但这种沉默，意味深长。

妇女在民权运动中的地位不可小视。有学者做过一番统计，在1964年以前的民权运动中，黑人女性参与要比男性多。在30到50岁的年龄段，黑人女性的参与数是男性的三到四倍。

她们为民权活动家提供各种支持，一名民权人士写道，“总是有一位‘妈妈’在场。”“她通常是社区中争强好胜的女人，语言坦率、善解人意，情愿赴汤蹈火。”“她白天砍一整天棉花，傍晚又能给几十人准备美餐，然后就在前面的门廊坐到半夜，怀里横摆着一支短枪，用以保护在她家住宿的宣传队。”除了洗衣做饭之外，她们在诸多民权活动中也都是主要参与者和组织者，起着运动的脊梁作用。

当时的美国，妇女对社会关系比较重视，南方黑人女性也有着虔诚的宗教信仰，拥有发达的宗教组织体系。因此，长期从事社区和教堂工作的黑人妇女就为民权运动提供了重要组织基础和活动平台。在当时的群众游行、不合作运动以及动员选民等民权斗争活动中，黑人妇女都是主要参与者。

唯一上台发言的一名妇女却只是一名来站台的歌星。 　　2010年4月20日去世的美国“民权教母”多萝西·海特，当时是全国黑人妇女协会（NCNW）的主席，她在一开始就参与了CUCRL中的讨论与协商，是六位主要男性领袖之外的第七人，被称为美国“国家宝藏”。当她要求在游行中体现出女性的参与和女性的诉求之时，游行的实际组织者柏雅德·罗斯廷回答说：“女性已经被包括在内了，每个组织都有女性在里面，工会、教会里面都有。”然后就是一通推托：“我们有太多的演讲者了，时间会拖得太长，发言者里面已经有了马哈丽雅·杰克逊（灵歌女歌手）”。多萝西·海特愤怒地反驳道：“但是她不会发言，她不会代表妇女发言，也不会代表民权发言，她只是来唱歌的而已。”

事情提交到马丁·路德·金那里，他也只是推诿。这不奇怪，马丁·路德·金领导的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本身就是一个男子沙文主义气息特别浓的组织，有女性回忆说：“我还很清楚地意识到运动中存在的男性沙文主义。历来，只要有女性在座，她就要被支使着去端茶倒水、作记录。”

埃拉·贝克是一位老资格的女性民权运动家，在这个组织中干过一阵子，她评价道：“首先，我是一个女人，还是一个老女人，这就带来了一些问题：牧师们认为女人的角色是服从命令，而不是发号施令，还有面子问题，他们感觉到我有领导能力，也比他们懂得多。” 构成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主体的牧师们非常不喜欢被女性指使，也不喜欢女性抛头露面担任领导职务。在这里，许多妇女被蓄意排除在决策层之外。在其它的民权组织中，也有同样的现象。

在“华盛顿进军”之后，许多妇女开始对民权运动表示失望。一名女权活动家在一次演讲中怒火朝天地说道：“在过去的几个月内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种倾向，那就是把女性看作是二等公民、花瓶角色、荣誉嘉宾，而不是把她们看成是民权活动的参与者。” 多萝西·海特用“开眼”来形容自己的感受，并开始重新审视民权运动。

海特在一次采访中说，民权斗争也是大家的斗争，她不介意谁站在前排。话虽如此，民权运动中更多的是女基层战士，如罗莎·帕克斯，而不是像海特那样的领导者。因此，民权运动内部的男女不平等，也让她们感觉到自己是二等公民，并产生幻灭感。民权运动中的这种内在矛盾，正是其在上世纪60年代末失去动力导致衰败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