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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族楚族的兴衰

楚人作为祝融的后裔,这一事实被《国语·郑语》和《史记·楚世家》明确记载。据《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祝融的居地在今河南新郑,其后裔中有八个姓氏,以此形成了八个氏族或部落。第六个姓氏季连姓芈,从此楚族后人皆以芈为姓,标志着楚族的初步形成。季连与祝融一起,后来受到楚族子孙的祭祀与怀念。商代或商末周初,楚族被迫南迁。周文王被囚时,楚族首领鬻熊与众人合谋将其救出,成为周王朝的有功之臣。周成王时,鬻熊的曾孙熊绎被封为子爵,楚国正式成为诸侯国的一员。楚族不断繁衍壮大,在河南西南部和湖北北部披荆斩棘,开山垦地,艰苦创业。

楚国能够成为战国七雄之一,并曾一度成为霸主,其力量的积聚得益于对南方的苦心经营。居住在南方的南蛮、百越等民族逐渐成为楚国的庶民,被列入楚国的户籍,成为被统治者。其间,民族融合与同化不可避免地发生。楚国对境内各民族平等相待的政策,使民族融合与同化真正成为可能。

楚国统治者采用了量才录用、任用蛮夷的政策,接纳四方各族人民,并融会其文化。楚国地广人稀,人口的增加满足了需求,楚国总体上善待“蛮夷”。任用蛮夷、以夷制夷的政策得到体现,如《左传》哀公十七年记载的都国的观丁父和申国的彭仲爽被楚俘虏后,被任为军率或会尹,进而助楚“大启群蛮”。楚国尊重各民族风俗习惯、保留各民族传统文化的政策,促进了文化融合与交流。楚人与各族语言互相融合,形成了一种既不同于楚族语言,又不同于蛮夷话的“楚言”、“楚语”,成为楚人与蛮夷各族思想文化交流的工具。

楚文化的形成吸收了长江南北众多土著文化的营养,多源性由民族的多源性决定。楚族的发展与汉族的发展相似,即与周边民族长期相处交融,不断壮大。商周时期的苗蛮或南蛮与楚的接触最多,其族人和文化因素融入楚人及其文化的也较多。楚文化在宗教、生产、生活、风俗习惯、语言等方面均有较深的涉及,文学艺术方面尤为突出。楚文化中的神话、诗歌、音乐、舞蹈、雕刻、绘画、工艺图案等,深受南蛮影响。境内濮、百越、戎等民族的文化也是楚文化的重要来源。

楚族从中原偏南之地发展,接纳四方各族人民,融汇其文化。楚国疆域辽阔,控制或羁縻了今华东、中南、西南的大部分省区,成为南方各民族融合的中心。楚族向东、向南发展,通过兼并各周代封国和原始部落氏族,使大量蛮夷成为楚国的庶民,改变了人口不足的局面。楚国帮助境内各族人民提高生产技术,改变社会生活,使蛮夷较快摆脱落后状态。

楚国灭亡后,楚人融入秦汉中央王朝的统治,与汉族融合。楚族与华夏或汉族的融合趋势在楚民族形成之初已存在。楚文化分布范围经历了从小到大又从大到小的两个阶段。楚文化融合南方各土著文化的同时,也被中原文化影响和融合。中原文化向南辐射中,楚文化作为中介,扩大了中原文化的影响。楚族最终融入汉族,秦灭楚后楚文化与秦文化及其他文化混杂。汉代时,楚文化与逐渐形成的汉代文化相互影响,楚文化逐渐消失,楚族融入汉族。

楚族融合到汉族中,与楚族相处的南方少数民族,除部分与楚族遭遇相同命运外,大部分保留其传统文化,开始了新的发展历程。今西南和华南地区的许多民族,历史上是楚地的原住民乃至楚先人的后裔,迁徙到边疆和偏远地区,文化中与楚文化存在趋同现象。

扩展资料

楚族是华夏族的一小支。楚国的主体民族之一。楚国是周代一个多民族的诸侯国。楚国从周成王时封国到战国末年秦灭楚的八百多年里,先后统治过的地方约占周王朝全部国土的二分之一左右,其范围大约包括今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江苏、浙江六个省的全部,以及陕西、河南、山东、广东、广西、贵州等省区的部分地区。在这么辽阔的地域内,境内的族类相当复杂,蛮夷众多,而楚族只是楚国境内的主体民族之一。因此,不能把楚国与楚族的历史和文化完全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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